揭秘明清时期中国烧酒的四大名区

- 编辑:admin -

揭秘明清时期中国烧酒的四大名区

中国烧酒发展到明清时期,在更大范围推广起来,形成了几个大的区域。

京城烧酒

明清时期,烧酒一直追求高酒度,而京城所烧,尤为辣烈,所以人们喜欢称烧酒为“烧刀”。《五杂俎》就记载:“京师之烧刀,舆隶之纯绵也,然其性凶憯,不啻无刃之斧斤。”京城烧酒,旧有麦烧、高梁烧之分,均以原料区分酒品。《光绪顺天府志·物产》记载说:“烧酒,按皆麦烧,本土造酒家,称为大酒缸。”

品质好的烧酒,多为高粱烧。谢墉《食味杂咏注》就说:“凡五谷之米,皆可蒸烧,……他省所烧,不如京城。以各处多以大麦,而京城则以高粱,麦不如高粱之甘也。”可见高粱烧酒最受欢迎。京华地区的烧酒作坊通称“烧锅”,按区域划分,京东通州一带称“东路烧锅”。

《镜花缘》96回所列举的“直隶东路酒”,即指东路烧锅出产的烧酒。西直门以及京西一带称“西路烧锅”。大兴县一带称“南路烧锅”。各路烧锅都有精品问世,如今传世的北京二锅头,便是各路烧锅的精华遗存。

(图片来源网络,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)

汾州烧酒

汾州出产烧酒,当地人最早称其为“火酒”,入清之后,汾州烧酒的名气扶摇直上,产量增多,销路渐广。这时,人们开始通称汾州烧酒为“汾酒”。于是,“汾酒”也成了酒界称呼的一个响亮品牌。乾隆七年,护理山西巡抚严瑞龙在奏折中这样说:“晋省烧锅,惟汾州府属为最,四远驰名,所谓汾酒是也。且该属秋收丰稔,粮食充裕,民间烧造,视同世业。”

有清一代,凡是酒产量偏少的地区,在购买外地烧酒的时候,大都选择汾酒。乾隆初年的甘肃巡抚德沛就说当地:“通行市卖之酒,俱来自山西,名曰汾酒。因来路甚遥,价亦昂贵,惟饶裕之家,始能沽饮。”

就是在酒业发达的地区,汾酒仍然是人们最喜爱的外来酒,走遍全国,汾酒处处可见。我们翻阅各省地方志,时常见到汾酒的踪影。从销售方面来看,汾酒长期保持中国烧酒最高销量的记录。

南方烧酒

在明清时期,受烧酒酿制风气的影响,江南各地也开始大批量生产烧酒,并且掌握了较为先进的蒸馏技术。由于江南出产的谷物以稻、麦为多,因而当地主要生产米烧、麦烧和糟烧,高粱烧相对少一些。

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记载说:“烧酒以米为之,曰米烧;以麦为之,曰麦烧。又有自酷酒糯糟中蒸出,谓之糟烧。其高粱、荞麦、绿豆均可蒸,亦各以其谷名为名。城外村庄中人善为之。城内之烧酒,大抵俱来自城外,驴驼车载,络绎不绝。”

单就烧酒而言,米、麦所蒸,不如北方高粱作物那样郁烈,所以江南出产的烧酒,在质量上一直无法与北方烧酒相抗衡,乾嘉时代的林苏门《堆花烧酒》诗注中就直接承认:“徐州高粱、山西汾酒皆烧酒也。

扬州或用大麦,则曰麦烧,或用糯米,则曰米烧。其不敌高粱、汾酒者远矣。方其蒸调之时,一清如水,及贮入坛中,则酒面闪闪有花,市肆零沽,美名曰堆花烧酒。”从销售方面来看,江南地区出产的烧酒一般在本地销售,很难打入北方市场。

然而,江南烧酒亦有其独家特色,除讲究成酒“堆花”外,还特别注重糟烧。所谓糟烧,是指用蒸馏法从白糟中蒸出烧酒,使之重复出酒。糟烧利用黄酒糟粕再度蒸馏取酒,这种模式在江南甚为流行。

清朝时,江南烧酒虽然在品质上仍没有太大的突破,但在产量上却扶摇直升,其烧锅作坊之多,足以比拟北方。乾隆五年时,仅苏州木渎一镇,“烧锅者已二千余家。每户于二更时起火,至日出而息,可烧米五石有奇,合计日耗米万石”。差不多同时期,“镇江槽户,工役不下万余人”,专门生产烧酒。有清一代,江南地区的烧酒消费量与日俱增,在酒类市场上渐与南酒(指黄酒)颉颃比翼。

贵州烧酒

入清之后,贵州酿酒业空前高涨,一跃而进入中国名酒行列,实现了历史性的突变。尤其是烈性烧酒的酿造,开创了中国酱香型烧酒的一大流派,彰显于华夏酒界。

自清初以来,外地酒工多下黔中,纷纷看中贵州的地理环境,他们与当地人相配合,改良酿酒工艺,生产出了举世所瞩的贵州烧酒。清代中期以后,这里的烧酒展示出了全新面貌。